近二三年来，我国历史学界对理论的研究显得很活跃，这是令人振奋的。那么，这样的理论研究如何才能深入下去呢？我以为，陈启能同志的文章《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2]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陈文提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应作为两个不同内涵的研究对象来看待，并进而认为：“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理论问题的研讨虽然相当活跃，但却有一个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讨论的问题大都属于历史理论的范围，而很少涉及史学理论。”这个论点和这些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我想对陈文做一点补充；陈文侧重于理论的说明和外国史学，我打算侧重于历史的说明和中国史学。
先从两个具体问题说起，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办了一个史学概论进修班。开班以后，有些同志提出，这个进修班可否把历史分期问题、农民起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列入教学计划。显然，这跟进修班的主持者以研讨史学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提出的问题的考虑，并不是一回事。1985年，我给《文史知识》写了一篇文章，叫作《略说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文章开头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
这里说的史学评论，是指人们对史家、史书或某一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它不同于人们对史事或一般历史人物所作的评论即史事评论。其实，如若从广义上来理解的话，上述两种评论都可以称作历史评论。不过为了讨论问题和说明问题，还是把它们略作一点区别为好。[3]
当时，我试图以“史事评论”来跟“史学评论”相区别，而以“历史评论”作为一个总的概念。这样讲，究竟准确不准确，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这两个例子表明：在史学工作中，有关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之相互联系和区别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着的，也是经常会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