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
一、马、班历史视野的歧义
史学家对历史的观察，因其旨趣和视野的不同而会产生种种歧义。会通与断代，是比较突出的一种歧义。对于这种歧义的讨论和批评，一般都要从司马迁、班固说起。
司马迁著《史记》的目标之一，是“通古今之变”。他在这方面的具体的撰述要求，大致可以概括为五点。第一，探究“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或者说是“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从政治的兴衰得失之故上着眼的。第二，考察“礼乐损益，律历改易”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承敝通变”，这是从典章制度和社会风气的演变着眼的。第三，在观察历史的视野上，他是“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认为“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这是从历史进程的连续性着眼的。第四，他“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是从历史文献的搜求和处理上着眼的。第五，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即除王侯、皇帝、封君外，凡“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之人，为之作传入史，这是从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着眼的。因此，《史记》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结构恢宏的“历黄帝以来至（汉武帝）太初而迄”的通史[1]。
东汉班固著《汉书》，因着意强调“汉绍尧运，以建帝业”，故不赞成把西汉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做法。他的撰述目的，是要证明经王莽之后“系唐统，接汉绪”的东汉皇朝之“盛哉乎斯世”的伟业的由来。班固说：“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2]他作《典引篇》，歌颂“高、光二圣”，“以膺当天之正统”；又说“赫赫圣汉，巍巍唐基”，天、地、人之伟绩“匪尧不兴”“匪汉不弘”[3]。西汉皇朝的历史已经结束，而东汉皇朝创业未久，班固生当其间，其历史视野集中于西汉一代史事，自有历史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原因，这里不再一一考察。《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值得注意的是，《汉书》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所谓“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4]，正是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它的纪、表、志、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