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的一条重要标准
一、“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朱熹论读书，讲到读史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1]这话，反映出他的史学批评思想，可以作为史学批评的一条重要标准看待。
什么是历史上的“大伦理”？朱熹论《春秋》说：“《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2]他根据《春秋》隐公元年的书法及所记载的几件事，认为孔子作《春秋》一开始便讲到了君臣之事、夫妇之事、朋友之事、兄弟之事，把“人伦”都讲到了。从《春秋》经文来看，这里有的说法比较勉强，有的说法还存在着争议，姑且不去论它。这里要说明的只是：所谓“大伦理”，当指在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几层关系基础上的大是大非。朱熹还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3]这或许就是他认为的“伦理”中之“大”者。他反对经学家把《春秋》“穿凿得全无义理”的做法。王夫之也认为：“君臣、父子，人之大伦也。世衰道丧之日，有无君臣而犹有父子者，未有无父子而得有君臣者也。”[4]这是历史上自春秋至明清的“大伦理”。
什么是“大机会”？朱熹没有明说。他论读史时还讲过下面这段话，似可理解为“大机会”或与“大机会”有相近的含义：“人读史书，节目处需要背得，始得。如读《汉书》，高祖辞沛公处，义帝遣沛公入关处，韩信初说汉王处……皆用背得，方是。”[5]他又说：“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6]显然，在朱熹看来，这几件事情很重要，有的是历史进程中的契机，带有转折性质的。朱熹论三国形势，可以看作“大机会”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注脚。他说：曹操认识到“据河北可以为取天下之资”，但却被袁绍抢先了一步，以致“后来崎岖万状，寻得个献帝来，为挟天子令诸侯之举，此亦是第二大著”。故曹操终究不失为能够把握“大机会”的人物，“若孙权据江南，刘备据蜀，皆非取天下之势，仅足自保耳”[7]。孙权、刘备虽不及曹操，但足以“自保”，以一度成鼎足之势，也还是可以称得上能够抓住“大机会”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