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老的著作，语言朴实，易懂，而说理十分深刻，这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表现得十分清楚。“本书采用口语文体，力求做到明白易懂。由于著者具有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行文造句，独具风格，一洗教条主义‘洋八股’的积习，富有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读来引人入胜。”[14]
范老把古人的经验同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给后学指出写好文章的“诀窍”，强调文史应有适当的联系，强调写文章、学文章、读文章的相互联系。他指出：
近代文史分家是应该的，因为文史各有广泛的领域，二者不可得兼，只好舍一而取一，但也不可分得太截然。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就是写出文章来，应该切实些、清楚些、简要些、生动些，一方面能够适当地表达自己所要说的话，另方面使人看了不讨厌。
……
写文章就得学文章，学文章就得读文章。清朝的戴震是个大考据家。考据家写文章难免写得罗罗嗦嗦干燥乏味，桐城派的方东澍，嘲笑考据家的文章是豆腐白菜帐，不是没有理由。戴震这位大考据家，却与众不同，在他的年谱里，说他选出《史记·项羽本纪》等十篇，圈圈点点，读得十分认真。我们也应该这样做。[15]
范老批评的现象，现今还是存在的。模仿西方学者的语言，完全不顾及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和大多数公众的语言环境，写出来的文章，让人读不懂。这不仅不符合正确的学风建设，也违背了“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精神实质和优良传统。
范老举戴震读《史记》为例，以提高文字表达的修养，这使我想起了白寿彝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任系主任时，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提出熟读《史记》纪传20篇左右的要求，可见古今名家的思想是相通的，他们倡导的方法也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