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撰述的发展来看，唐代史家在通史著作上的多方面成就和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广泛影响，无疑会对《通志》的撰写提供思想上的启迪和文献上的借鉴。而《通志》作为纪传体，即综合体通史，成就也是多方面的。首先，《通志》的问世，是在纪传体通史撰述上恢复了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其《总序》对“会通之义”的阐释，是论说通史撰述之必要性的一篇宏文，是古代史学理论中涉及这方面问题的杰作，对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会通之史有理论上的价值。其次，《资治通鉴》的问世，证明编年体通史撰述的必要性；而《通志》的问世，证明了在《史记》之后千余年、断代的纪传体史书盛行于世的情况下，纪传体通史的撰述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最后，在撰述方法和体例思想方面，郑樵提出：“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故于纪传即其旧文，从而损益。若纪有制诏之辞，传有书疏之章，入之正书，则据实事；置之别录，则见类例。”[1]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针对文献浩繁提出了撰述纪传体通史的方法论。郑樵的这个撰述思想，后来为章学诚所继承、阐扬。《通志》在这三个方面的成就，是应当被肯定的。至于郑樵认为“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故名其书为《通志》；“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故“复表为谱”，倒是无可无不可的了。
然而，《通志》成就之最突出者，还在于它的《二十略》。郑樵在《总序》中，除阐释“会通之义”外，主要是对《二十略》做了提纲挈领的说明，并对此自许甚高。郑樵引用南朝江淹的话“修史之难，无出于志”，然后说：“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这里说的“志”，司马迁称“书”，班固称“志”，蔡邕称“意”，华峤称“典”，张勃称“录”，何法盛称“说”，郑樵均不采，而独以“略”称。他说：“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二十略》名称，卷帙如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