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端临以“文献”名书，其着意于文献是极显然的。清乾隆《重刻文献通考序》说：“会通古今，该洽载籍，荟萃源流，综统同异，莫善于《通考》之书。其考核精审，持论平正，上下数千年，贯穿二十五代。于制度张弛之迹，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灿然具备矣。”这一段话主要是从文献方面评论了《文献通考》的价值，肯定了它在历代制度的荟萃、综统上的会通、该洽、考核、评论的成就。清代四库馆臣几乎对《文献通考》各考都指出了失载、阙略处，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认为此书“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按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7]。这里指出的两点是很重要的：第一，《文献通考》叙宋代典制最详，不少是《宋史》各志所未能包括的。以《文献通考·钱币考二》与《宋史·食货志下二》《食货志下三》所论钱币、会子相比较，则前者援引元丰间毕仲衍所记“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的名称、地点及铸钱数，以及“铜钱一十三路行使”“铜铁钱两路行使”“铁钱四路行使”等名称，后者均不载，而前者所叙交子、会子、川引、淮交、湖会，亦远比后者为详。他如《学校考》因是从选举门析出，其论宋代地方学校之盛，更非《宋史·选举志》所能包容。至于《经籍考》因列举评论，卷帙浩大，自非《宋史·艺文志》仅限于著录书目所能比拟。第二，是《文献通考》比《通典》详赡。这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考》接续了自唐天宝之末至宋嘉定之末四百多年典制发展的历史；二是补充了《通典》不曾论到的五个门类；三是改变了《通典》以“礼”占全书半数的格局，而大大充实了所析各门类的分量，又如《兵考》主要叙历代兵制，亦为《通典·兵典》所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