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天人关系，本质是人们用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及其生成、变化原因的基本观念。殷周之际，“天命”主宰着人们的历史观念。商王盘庚迁殷，是以“天命”的名义。[1]武王伐纣，是“恭行天罚”[2]。周公东征、分封等重大军事、政治活动，同样都是“上帝”之“命”的体现[3]。总之，社会生活中的所有现象，都是“天命”决定的。这是人们用“天命”来说明社会历史的时代。
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出现了怨恨“天”、怀疑“天”的情绪和思想倾向，这在《诗经》有关篇章中多有反映，而在《国语·周语下》中更是赫然出现了与“天命”相对应的“人故”（即“人事”），进而又有“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4]的说法。这表明，人们已不再囿于以“天命”来说明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了。在人们的历史观念中，在“天命”的对立面出现了“人事”这个被“发现”、被认识的事物。从历史观念来看，这是人们开始觉醒的时代。
从战国至西汉，是一些史学家摆脱“天命”的时代。一部《战国策》，反映的是人力、人谋的作用，“天命”变得苍白了。从刘向的《战国策·书录》中可以看到，那是这样一个时代：“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5]这哪里还有“天命”的影子呢。在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上，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怀疑者和变革者，他不仅明确地表明：“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又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6]更重要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写出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从多方面说明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观念上的人本主义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在《史记》以后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尽管还时时有称说“天命”的现象，但从主流上看，它们都不居于重要位置，甚至大多都不是有实质性的意义。到了中唐时期，同史论、史评有密切关系的思想家柳宗元写出了《天说》一文，他的好友刘禹锡写出了《天论》三篇，于是“天”被认识为物质，并在自行运动着，而这种运动着的物质的“天”（即“自然”）与“人”各有其能，二者的相互影响，形成了社会生活的种种现象。[7]至此，天人关系说完成了它走向理性阶段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