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继承并极大地发展了《春秋》重人事的思想。《史记》以前的史书，或以记言为中心，或以记事为中心，而《史记》则是以记人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是从三个层面上来说明的：第一个层面，是记“王迹所兴”而“著十二本纪”；第二个层面，是记“辅拂股肱之臣”而“作三十世家”；第三个层面，是记“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而“作七十列传”。这样，司马迁就不仅在观念上，而且也在具体的撰述上，确立了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中心位置。这是中国史学上人本主义传统真正确立的标志。此外，司马迁为了厘清时代划分和事件纷繁而“作十表”，为了写出历代典章制度的“承敝通变”而“作八书”，而“表”与“书”所记内容，也都反映了人的活动，从而揭示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社会风貌和历史进程轨迹。
这里，不妨举“表”“书”为例，以明其意。例如，《史记·三代世表》序写道：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殷以前的“诸侯”已不甚了然，故“不可得而谱”，周以来的诸侯“颇可著”，史家只能“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因此，司马迁只能以《五帝系谱》《尚书》做参考，“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表中所列，自黄帝以下，有颛顼属、俈属、尧属、舜属、夏属、殷属、周属等，而其先人皆出于黄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