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重人事
关于天、人和天人关系的认识，是中国古代人们历史观念中最重要的问题。由于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观察到的，因此，即使在“天命”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也还是经过传说或记载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随着历史的进步、文明的发展，经过漫长的轻天命、重人事的认识阶段，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逐步走向了自觉地阐说人在历史中的重要位置。这一自觉的认识过程，在先秦、秦汉时期的历史著作中，《春秋》开其端倪，《史记》集其大成。
自春秋时期开始，重人轻天的观念不断发展，《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越来越突出地讲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当然，这些记载或论述，还只是零星的和初步的。一部史书，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真正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所占有的主要地位，则自《史记》开始。因此，司马迁所提出的“究天人之际”的问题的本质，归根到底是要全面地说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孔子《春秋》对司马迁的重大影响。司马迁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又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1]司马迁说《春秋》“王道备，人事浃”[2]，所谓“王道”，就是周礼或周礼所规定的社会秩序。“礼”是“秩序”，孔子讲得很清楚。他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3]他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4]“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