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司马迁、班固所奠定的基础上，中国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这时期的史学理论，已不限于提出来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新的探讨，而且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这是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时期。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唐初政治家关于史学的言论、《晋书》卷82有关史家的传记、《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等，都是反映这个时期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文献。尤其是刘知幾的《史通》，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后较早的评论史学的专篇。它认为史书具有使人们“居今识古”“彰善瘅恶，树之风声”的作用，提出撰史的要求是：“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它认为在历史编纂上最难处理的是对于史事的“总会”和“诠配”，并强调“述远”而不致“诬矫”“记近”，应杜绝“回邪”，以存信史为贵。《晋书》卷82记载了陈寿等两晋时期12个史家的传记，实际上是关于史家的类传。本卷后论说：“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训，莫近于此。若夫原始要终，纪情括性，其言微而显，其义皎而明，然后可以茵蔼缇油，作程遐世者也。”这不是评论一部史书或一个史家，而是从理论上说明“史臣”的政治作用和社会作用。这反映了唐初史家对于“史臣”群体的历史地位的重视，也反映了他们对于一个朝代的史家活动的历史的重视。这两点都表明：从历史活动来看，史家成为考察和撰述的对象之一，是史学在社会生活中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的结果；从史学活动来看，对于“史家”群体的研究和评论，正是史学活动主体对于自身历史的反省。《晋书》卷82在这方面是一个开端。其赞语的最后一句话是：“咸被简册，共传遥祀。”这是既涉及历史又涉及史学的、意味深长的一句话。《隋书·经籍志》史部在史学发展上有重大贡献。从史学理论来看，它的贡献在于：第一，它把史书分成13个类别，从而对历史撰述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界说。这13类的名称是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第二，《隋志》的历史文献分类思想具有力图反映史书之时代特征的自觉意识，这在霸史、杂传、谱系等类尤为突出。第三，它对史官所应具备的知识和所承担的职责做了简明的概括，这就是：“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9]《隋志》还考察了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做了简要的评价，这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