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尤其是两宋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通史、民族史、当代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在这时期都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史学批评在相当广泛的范围里进一步展开，史学理论在不少问题的认识上更加深入，在表现形式上亦更加丰富了。这几个方面表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没有批评就没有发展。史学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史学批评来实现的。这个时期的史学批评范围扩大了，不少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了。北宋，如吴缜、曾巩；南宋，如郑樵、朱熹、洪迈、叶适、陈振孙、晁公武；元初，如马端临等，在史学批评方面都各有成就。
北宋官书《册府元龟·国史部》在编纂思想上有很明确的批评意识，其公正、采撰、论议、记注、疏谬、不实、非才等门的序，以及国史部总序，在史学批评的理论上都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论议》门序说：“至于考正先民之异同，论次一时之类例，断以年纪，裁以体范，深述惩劝之本，极谈书法之事，或列于封疏，或形于奏记。”这是对前人“论议”的问题做了归纳，也反映出作者在史学理论方面所做的思考。其以《公正》《恩奖》等门称赞史学上“执简之余芳，书法之遗懿者”与“鸿硕之志，良直之士”，而以《疏谬》《不实》《非才》诸门批评史家撰述上的种种弊端。《册府元龟·国史部》立《疏谬》门，并增立《不实》《非才》两门，使三者有所区别，是对《史通·纰缪》的继承和发展，在理论上是有价值的。吴缜撰《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都是专就一部史书的“谬”“误”进行评论。例如，《新唐书纠谬》按其所擿举之谬误，取其同类，加以整比，厘为20门，即以无为有、似实而虚、书事失实、自相违舛、年月时世差互、官爵姓名谬误、世系乡里无法、尊敬君亲不严、纪志表传不相符合、载述脱误、事状丛复、宜削而反存、当书而反阙、义例不明、先后失序、编次未当、与夺不常、事有可疑、字书非是。它能列举出这么多的批评项目来，虽然未必都很中肯，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的。作者指出《新唐书》致误的八条原因，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在史学批评理论方面，吴缜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信史”？他给“信史”做了这样的理论概括：“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谯愈众，奈天下后世何！”[20]给“信史”做这样的规范、下这样的定义，在史学上以前还没有过。第二，史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21]把事实、褒贬、文采，尤其是事实作为史学批评标准，在以前也是不曾有过的。《新唐书纠谬》在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曾巩撰有《南齐书目录序》《梁书目录序》《陈书目录序》等文，反映出他的史学批评思想。曾巩指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要能“传于久”，为后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此史之所以作也”。这实际上是讲到了历史的鉴戒作用是通过历史撰述作为中介来实现的，其中包含了把客观历史和历史撰述加以区别开来的思想。曾巩还对“良史”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22]这里提出了“明”“道”“智”“文”四个概念，同刘知幾提出的才、学、识相参照，前者更强调了“适天下之用”，这一个变化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