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撰述，一般都具有恢廓的历史视野。这种气势和规模，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已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是不推崇通史撰述的，但他也还是承认《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10]，肯定“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11]是其所长。司马迁的历史视野，不论在时间方面还是在空间方面都是空前的，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开“会通之道”的先河。刘知幾称赞《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12]皇朝史撰述即由此而兴。皇朝史的历史视野因受皇朝兴亡的局限，不如通史那样辽远，但也颇具恢宏气象。例如，《汉书》记西汉230年历史，“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即所谓“叙帝星，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姓，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13]。一部皇朝史，包含这么广阔的内容，史家若无恢廓的历史视野，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司马迁以后，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等，以不同形式的历史撰述，发展了“会通之旨”，他们的论述均显示出恢廓的历史视野。自《汉书》以下，《续汉书》《宋书》《魏书》、唐修《晋书》、“五代史”及《五代史志》等，也都在相当的程度上展现了史家辽远的视野。对中国古代史家的这种传统，《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已做了概括。其史部大序说：
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