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求文采、重视考据，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探索理论，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三个方面，历来为中国古代史家所重视，它们也从总的面貌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左传》写战争、写辞令，《国语》写历史形势，《战国策》写说客辩词，都各有成就。《史记》第一次把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中心看待，写出了各阶层人物的群相和他们的内心世界。它写战争、写重要的历史场面也极精彩。《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在不少方面继承了《史记》的传统。《资治通鉴》写战争，也继承了《左传》《史记》的传统，并有所发展。史书文字表述之美，增强了史学自身的生命力，同时也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
中国古代史学的突出优点是重视对于历史的记述，这种记述不仅需要讲求文采，而尤其需要讲求真实，故历来重视对于历史事实的考证。司马迁写《史记》很重视文献，对有些文献运用得也很谨慎，他通过实地考察还纠正了一些传闻的错误。中国古代有发达的史注，史注的作用或补充史事，或保存异说，或训释名物，或揭示讹误，成为古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考异》，这种传统已发展到具有丰富内涵和十分自觉的程度。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是以金石文字补史、考史的专书。到了清代，更有一批史家以其在考史方面的卓越成就而形成一个学派，即乾嘉考史派。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崔述等人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他们的方法和实践早于德国“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的八十年左右。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只重视记述，不重视理论，甚至认为它没有理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产生这种片面认识的原因很多，有两点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是我国历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成就尚未做深入的发掘和研究，以致给人以“理论贫乏”的错觉；一是有些研究者惯于用西方史学，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的理论形式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上的轻重、长短。这两种情况，都是应当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