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并不断加深认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过程，是人文精神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最根本的方面。中国史学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所走过的道路，具有典型的和重要的意义。
当然，中国先民也是从“天命”“上帝”的羁绊下逐步挣脱出来的。这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年代。“天”是先秦时期人们历史观念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指的是至上之神。凡王朝兴亡、世间治乱以至人们的福祸寿夭，都由“天命”决定。这方面的记载，在先秦的官文书和王朝颂诗等文献中，俯拾即是。“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人世间的主宰。“人”也是当时人们历史观念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不过最初不是指一般人，而是指人君。《尚书·大诰》：“天亦惟休于前宁人。”这里的“宁人”指周文王。此句意谓：上天只赞助我们的前辈文王。这是较早把“天”与“人”连在一起用以表示一种见解的，表明人是从属于天的。当时对一般人只称作“民”。“民”更是受“天”的主宰，即所谓“天生烝民”[2]，“天亦哀于四方民”[3]。后来经过西周末年社会动**和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人的作用被进一步肯定，“人”的含义也扩大了。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的私人历史撰述《春秋》与《左传》《国语》，有很多地方是讲一般“人”了，也记载了一些人对“天命”的怀疑。《春秋》一书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重视人事的著作，它认真地记载了政治上的得失成败。它记水、旱、虫、雨雹、雷电、霜雪、地震等，都是将其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看待的。这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4]的思想是一致的。《春秋》在历史表述上，是先秦时期史籍中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这是它在历史思想发展上的重大贡献。《左传》记周内史的话，说“吉凶由人”[5]；记郑国大夫子产的话，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6]。《国语·周语下》记单襄公的话，说“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传》和《国语》都写出了大量的在历史活动中的人，写出了他们的活动、议论、风貌。这些都反映出它们在历史思想上的进步。战国以后，在历史思想领域，人们还未能完全摆脱“天命”史观的影响，有时甚至表现得很突出。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天命”受到怀疑，人事受到重视，已是历史思想发展中不可遏止的潮流。司马迁著《史记》，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重大课题，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发展上有划时代意义。他批评项羽兵败身死，“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7]。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针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发表评论说：“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也？”这表明司马迁在历史思想上是一位对“天命”史观大胆怀疑的史家。《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真正把人作为历史中的主体来看待的伟大著作，它对历史变化的动因有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史记》在历史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倾向，对后来的史学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在“二十四史”中，也有一些明显地宣扬“天命”的皇朝史，但它们毕竟都是着眼于写人在历史中的活动：其称说“天命”，固然有真诚的，但不少都属于官样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