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历来有一个宗旨,就是“惩恶劝善”。这种惩恶劝善不是用说教的方式,是运用史笔的力量,使人通过读史而受到历史上人们言行的震撼而产生的一种自律精神。
《左传·成公十四年》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几句话,前半段是概括了《春秋》在表述上的特点和成就,后半段是指出了《春秋》的撰述宗旨。可见中国史学的惩劝宗旨由来之古老,影响之久远。那么,对这种惩劝宗旨的传统,究竟应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呢?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就必须同本文所论述的前一个问题联系起来。既然中国史学认识到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位置,而人的所作所为又千差万别,那么凡是负责任的史家就一定会对此做出判断,以辨明是非,使读史者得到教益和警示。因此,史学中的这种惩劝宗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乎逻辑的。
关于这个问题,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有深入的思考。他在《史通·史官建置》篇中写道:“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跷,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这一段话,是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阐述了史学的功用;同时,也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阐述了人们读史的目的,即如何学做人。“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两句话,高度概括了人们通过读史而学做人的根本途径。这蕴含着一个古老而深刻的哲理:“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9]这里说的“德”,指道德、学问。“前言往行”,指前人的嘉言懿行。由此可见,是人们把道德、学问的蓄积看作读史、了解历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把学做人看作读史、了解历史的首要目的。这清楚地表明,讲人文精神,讲人的修养、自律,是不能脱离史学、脱离读史的。这个道理,在今天并不是人人都了解的,以至于常常有人提出“学习历史有什么用”的问题。表面看来,这是史学意识的淡薄;往深层看,这是在怎样做人的问题上反应茫然的一种表现。讲人文精神,就应该讲怎样做人;讲怎样做人,一个重要方面,就应该讲“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就应该重视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