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有鲜明的审美要求。这种审美要求在文史不分的阶段表现得十分突出，后来文史分途，史学依然保持着这种审美要求。从编年体史书的创造、发展，到纪传体史书、典制体史书、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先后出现，史书不断展现出在外在结构上的美的创造。至于在叙事上的审美要求，更是一些优秀史家所关注的。中国史家重视叙事，人们也多以“善序事理”的史家为“良史”。然而，作为史文表述来说，“善序事理”也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和特点。
班彪推崇司马迁的史文表述，说他“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31]。所谓“善序事理”，包含了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善辩而不浮华；二是质朴而不粗鄙；三是内容、形式相称。后来班固继承了班彪的思想，又吸收了其他人的一些评价，写道：“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32]，这是强调了所述内容的翔实可靠、没有粉饰之词。总的来看这两个评价，前者所强调的主要是史文的形式，后者是把史文的形式和内容都说到了，而且都有很高的评价。可见，“善序事理”，并不仅仅是史文表述的问题。
西晋史家陈寿，在史学上也是被称为有“良史之才”的史家。史载陈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65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34]。唐初史家评论陈寿说：“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35]根据后者评论，或许可以认为，陈寿的“善叙事”是表现在“奋鸿笔”“骋直词”这两个方面。东晋史家干宝也被称为“良史”。史载干宝“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36]。显然，“直”是针对所述内容说的，“婉”是就史文表述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