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还涉及另一个理论领域问题，即史学理论。对此，该分册的提要是这样说明的：
本总部所纂辑的内容，是先秦至清末中国历史上人们关于史学（作为一种知识、一门学问的史学）发展中产生的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与撰述，其文献资料以史部书为主，兼及经部、子部、集部有关之书。
本总部包含史学功用、史家修养、史学方法、史学批评等四个部，有广泛的涵盖面。其中，史学功用问题，是古往今来人们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至今仍有其突出的现实意义。史家修养，反映了中国史家在这方面所积累的思想、道德遗产，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的修养和学风建设多有借鉴之处。史学方法，反映了中国史学的特点。史学批评，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联系史学与社会的桥梁之一，而关于批评之标准与方法则反映了中国史家的气度、见识与风采。[15]
在中国史学上，人们对史学的认识，最初当始于对史书教育作用的认识。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史书的教育作用，可以被看作中国历史上较早关于通过史书进行历史教育的言论。[16]楚国史官左史倚相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辅佐楚国国君，被时人称为楚国之“宝”，是指史学在治国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有关史学社会功能的记载。到了春秋末年，孔子因晋国史官董狐“书法不隐”的胆识而称赞他为“古之良史”[17]，这是涉及史家修养的较早记载。其后，《左传》作者称颂《春秋》，说是“非圣人，谁能修之”[18]，具有同样的性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则展示了这两位史学家在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上的多方面创造。唐人刘知幾《史通》一书的面世，表明中国古代史学在史学批评这一领域已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史学理论分册正是循着中国史学的这一发展轨迹进行编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