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述的连续性
悠久的史官制度、日益健全的修史机构和发达的私人著史，因此，中国拥有古老而众多的史籍。梁启超认为：“中国传下来的书籍，若问那（哪）部分多，还是史部。中国和外国不同。外国史书固不少，但与全部书籍比较，不如中国。中国至少占十之七八。”[112]数量多，这是中国史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此外，中国史书还有记述的连续性、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这几个特点。
这里先说记述的连续性。
从现存的文字记载和历史典籍来看，甲骨文、金文、《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世本》、《竹书纪年》等，记述了先秦时期的中国历史；司马迁继承了这些成果，益以秦汉之际及汉初的历史撰述，还有实地考察所得，写出了宏伟的中国通史——《史记》；此后，或朝代史，或通史，或专史，或一方之史，或各种传记，其撰述从未间断，形成了连续不断的、有系统的、多层面的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成为世界史学上绝无仅有的壮举。这首先是中国历史连续性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史家群体的贡献。
从史学的、文化的观点来看，这一记述的连续性之特点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有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作为制度上的保证，已如上节所述。二是有众多史家的深刻的历史意识作为思想上的保证。司马谈的临终遗言表示：对于“汉兴，海内一统”的史事，“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113]他深为忧虑的，是“天下之史文”。司马迁继承父亲未竟之业，写出了《史记》。唐初，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李渊提出建议，认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如至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他主张对于前代所缺之正史，一一修之。[114]其后，在唐太宗时，史馆修成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并重修了《晋书》；唐高宗时，史馆修成《五代史志》，而史家李延寿撰成《南史》和《北史》。这成为史学上一大盛事。史书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贻鉴今古”，唐初史家对此有深刻的共识。元世祖即位不久，大臣王鹗提出撰写辽、金两朝的历史，他认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115]这就是说，撰写史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应因朝代的兴亡而有所改变。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元顺帝时，史臣们写出了宋、辽、金三朝历史，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撰述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像这样的鲜明的历史意识的事例，在中国史学上是屡见不鲜的。尽管不同时期的史家提出问题的根据、方式有所不同，但贯穿其间的核心思想就是撰述历史的神圣性。对于这种神圣性的认识和实践，不仅在官修史书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而且在私人著史过程中也表现得同样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