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步使社会生活呈现出日益纷繁复杂的趋势；在这个趋势中，人们对社会、对自然、对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位置的认识不断提高。人们这种实践和认识的历史进程，开阔了史学家的视野，从而丰富了历史撰述的内容。
先秦时期的史书，已经涉及政治、军事、民族、制度、地理、天文等内容；而《史记》则向人们展示出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历史进程，朝代兴衰，人物活动（上自天子、皇帝，下至工商业者各阶层人物的活动），民族关系，典章制度，社会风习，朝廷与地方，内地与边区等，构成了一幅纷繁复杂的历史长卷。从此，历史撰述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经历着巨大的变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的变动，各民族间的迁移和交往的变动，地主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意识形态领域经学传统地位的变动，以及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选官制度的特点，等等，使这一时期的史学呈多途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的历史撰述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它们的种类也在迅速发展。南朝梁人阮孝绪著目录书《七录》，其中“记传录”著录史书，分史书为十二部。[116]唐初史家撰《隋书·经籍志》，其史部书分为十三类。盛唐时刘知幾著《史通》，把史书分为“正史”和“杂述”两个部分，而“杂述”又包含“十品”即十类。《隋书·经籍志》史部十三类是：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史通》在“正史”以外的“十品”是：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二者参照，除去名异而实同的部分，史书可以独立为类者，当有十五六类之多。
唐宋以下迄于明清，史书分类大致如此而又有所损益、变通，反映了史书内容的丰富，始终保持着长盛不衰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典制体史书的撰述来看，更可以看出历史撰述之内容不断丰富的趋势。如唐代史家杜佑著《通典》，分历代典章制度为9门；元初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则分历代典制为24门；明代中后期王圻著《续文献通考》，又分历代典制为30门。这一趋势，无疑是历史进步的产物，但这同史学家的思想、视野努力跟上这种进步也是有直接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