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穆的《蒙古游牧记》
清代前期的史家，在历史地理之学的撰述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是最有代表性的几部。它们反映了当时史学之经世致用的学风。鸦片战争前后，史学的经世致用之风再次炽热起来，而且带有民族危机的时代紧迫感。清代后期的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是一个突出的反映。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龚自珍已着手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并把这种研究同时务密切联系起来。他以两年的时间，撰成《西域置行省议》一文（见《定庵文集》），率先提出在新疆设置行省的必要性，筹划、建议极为详尽、具体。他最后写道：他的各项建议，“现在所费极厚，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则一损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官事办益办，必由是也，无其次也”。这些话，反映了他对于边疆事务的重视和远见。鸦片战争之后，研究边疆史地者多了起来，其中以张穆、何秋涛、姚莹最为知名。
《蒙古游牧记》是张穆的代表性著作。他撰写此书的动因，是考虑到清朝建立以来，“内地各行省府厅州县皆有志乘，所以辨方纪事，考古镜今”，而蒙古地区则无志乘专书；官修《大清一统志》、《清会典》虽有所涉及，“而卷帙重大，流传匪易，学古之士尚多懵其方隅，疲于考索。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为作也”[6]。为了“辨方纪事，考古镜今”，他决意填补这一清代志乘撰述上的空白。张穆撰《蒙古游牧记》还有一个直接的诱因，即他应祁寯藻的邀请，校核其父祁韵士遗著《藩部要略》一书。《藩部要略》是记载蒙古王公贵族世系、事迹的编年体史书。张穆认为：“其书详于事实，而略于方域。”[7]他曾对祁寯藻明确表示：“今《要略》编年书也，穆请为地志以错综而发明之。”张穆的计划，得到了祁寯藻的支持，卒能“俾就其事”[8]。张穆的初衷，是使这两部书“相辅而行”，但他的成就却超出了他的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