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1828—1897），原名畹，字利宾，号兰卿，后改名韬，字子潜（紫诠），号仲弢，晚年自号天南遁叟，江苏长洲（今苏州）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成了秀才，次年应闱试，不中，遂绝科举之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在上海受英人麦都思之邀，至其所办墨海书馆参与编校工作，历时13年。同治元年（1862）因上书太平军而为官军所察，以“通贼”论，乃更名而逃亡香港，开始了漫游生涯，逐步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想。同治十三年（1874），他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发表政论、史论，宣传变法自强的主张，成为中国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之一。他先后游历了英、法、俄、日等国。
王韬晚年回忆起他的“逍遥海外作鹏游，足遍东西历数洲”的情怀说：“于是登宗悫引风之筏，乘张骞贯月之槎。将东泛乎扶桑，西极乎阿兰。”“经历数十国，往来七万里，波涛助其壮志，风雨破其奇怀，亦足豪矣。而尤足以快意肆志者，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先路之导，捷足之登。”[26]他在当时，确是罕有的“曾经沧海，遍览西学”的中国学人。这使他有可能写出《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扶桑游记》、《漫游随录》等书，从而在中国近代史学上成为研究外国史地的先驱之一。
《法国志略》初撰本，作者取资于日本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参考《西国近事汇编》，“不足，则复取近时之日报，并采辑泰西述撰有关于法事者”。作者对于冈千仞所译法国人所著的3本法国史《法国史要》（1866）、《近古史略》（1869）、《法国史》（1870），亦曾披阅，认为其“尚属简略，摭拾他书以补之”（详凡例第1条、第3条），可见作者在法国史的研究上视野的开阔和采辑的丰富。作者撰述《法国志略》的目的，在《原叙》、《凡例》和《重订法国志略·序言》中都反复予以说明。在《原叙》中，他说：“两经法都，览其宫室之雄丽，廛市之殷阗，人民之富庶，兵甲之盛强，未尝不叹其外观之赫耀也；及徐而察其风俗之侈靡，习尚之夸诈，官吏之骄惰，上下之猜忌，亦未尝不虑其国不可以为国，而初不料一蹶不振如是之速也！”“吾愿欧洲诸国以法为鉴焉可也，特余志法之意。”可见他的撰述目的，是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他又指出：“更有进于此者，法通中国已三百余年，于泰西诸国为独先，名流硕彦接踵东来，无非借天算格致以阴行其主教，其势几至上动帝王，下交卿相，有明之季，靡然成风，实足为人心学术之隐忧，流弊至今，亦缓通商而急传教，中外龃龉，率由此起。”这些话，对于当时中国、法国的情况，都是切合实际的。20年后，作者在重订本《序言》中，除进一步从国际关系方面指出了法国历史的变迁外，还突出批判了路易十四的“据无上之尊，肆无限之权”，以致“国人愤郁，渐至放恣。此所谓川决而堤溃，其势使之然也”。这反映了作者对君主专制政治的批判态度。此外，作者尤其强调了这样的见解：“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又说：“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来中国，立埠通商，聚居濠镜。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东南洋诸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其为远人所致诮也。”作者从欧洲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紧迫性，“固陋自安”则人无以自奋、国无以自立。他联想到清修《明史》时，人们还说不清楚法兰西位于何处，不禁感慨万千。这是王韬撰写《法国志略》的更深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