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史学”思潮
史学思潮是史学发展过程中在思想领域最活跃的表现，它最能反映史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前四五十年思潮迭起，或接踵而兴，或齐流并进，推动着史学的发展；后五六十年则思潮时隐时现，似无却有，影响着史学的发展。[11]
概括说来，前四五十年的中国史学有三大思潮：“新史学”思潮、新历史考证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
“新史学”思潮发端于20世纪初，在20世纪初的前三四十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金毓黻在40年代就指出：“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12]这确是指出了“新史学”思潮的主要趋势。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二文，倡言“史界革命”，是为“新史学”思潮的滥觞。梁启超“新史学”的主要论点是：提出“史学之界说”，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强调历史哲学的重要，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重视史学的社会作用，认为史学家的责任是“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此外，则关注“史学与他学之关系”，论述了作为近代学科的史学同诸多学科的关联。总的来看，这是以西方进化论为指导，对史学的范围、对象、作用做的新解释。与此相关的，是对“旧史”的批判，认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故史学必须变革[13]。梁启超的“新史学”主张，在“新”的见解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认识，在对“旧史”的批判上一则有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一则又有过多否定的消极影响；他对于“新史之编纂”提出了一些设想，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有不少启迪的。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发表后，章太炎曾致书梁氏，探讨撰写新的中国通史的问题，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14]他在《訄书》重订本中的《哀清史》一文之后，附有《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15]，表明他有意于中国通史的撰述。夏曾佑于1904—1906年出版《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此书以进化论为指导，以章节体为形式，与“旧史”迥异。又有陈黻宸于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第2期上发表的《独史》一文，再三慨叹“中国之无史”，而盛赞“东西邻之史，于民事独详”，强调“史家有公理”的重要[16]。他自1903年后任京师大学堂教习，以史学及诸子哲学的讲授而著称[17]。他在《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的第一篇《读史总论》中指出：“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史学者，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18]他还在1913年著成《中国通史》20卷，自春秋迄清亡，虽以朝代标目，但新见颇多[19]。以上章、夏、陈等人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撰述，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是“新史学”思潮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