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新历史考证学，是相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考证学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历史考证学在清朝的乾嘉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世所共知。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考证学在继承、发扬乾嘉考证史学派之“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故谓之新历史考证学。新历史考证学的出现，有两个关键：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二重证据法”的采用。王国维正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开山。1925年，他在《古史新证》总论中写道关于中国古史，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自孔、孟、司马迁以下已注意此事，但都难得到“充分之处理”。“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22]他讲“古史新证”时，所举“地下之新材料”指甲骨文字和金文，而他的《观堂集林》则还涉及汉、唐历史和简牍与写本的利用。可见，新历史考证学不仅发展了传统的历史考证学，而且也显示出跟“新史学”思潮的不同特点。
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了王国维治学的思想和方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少数民族之故书与中原王朝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认为：“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23]这个评价，不仅扩大了“二重证据法”的内涵，而且把它视为具有开“风气”和示“轨则”的普遍意义。陈氏本人也是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这些话，对于推动这种“风气”、实践这一“轨则”，起了重大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本人治史，其方法亦大较同此。其不同于王国维者，是他更注重于史事、制度的渊源流变。如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即是“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以补“吾国史学之缺憾”[24]。他以诗文证史，如所著《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也是这方面的开创性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