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的含义的演变：史官、史书、史事
研究和讲述中国史学史，处处都会碰到一个“史”字，而不同时期的“史”，含义并不一样。前人如梁启超并没有十分关注这个问题，而金毓黻撰《中国史学史》时，则对“史字之义”，详为考证，先后引证《说文》、江永、吴大澂、王国维诸说，又据《大戴礼记》及其注疏和黄以周之论，认为古代史官“左史”即是“内史”，“右史”即是“大史”，以证《汉书·艺文志》所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可信，并列出详细的《古代史官表》。[1]其后刘节讲授中国史学史，专有《释史》一章，在金著的基础上进而对“史”的意义及简册制度的形成，做了考证，认为周代晚期，“出现正式的简册制度”；又据朱希祖说，认为中国古代史官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官之史，一种是书记官之史”[2]。他们的考证足以表明，“史”的古义是史官，且职掌范围很广。正如王国维所说：“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周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引申而为大官及庶官之称，又引申而为职事之称。其后三者各需专字，于是史、吏、事三字于小篆中截然有别：持书者谓之史，治人者谓之吏，职事者谓之事。此盖出于秦汉之际，而《诗》、《书》之文尚不甚区别。”[3]这两段话，已经把“史”的本义说得很清楚了。诸家考证，大抵不出其范围。
这里所要阐明的“史”的含义的演变，是在“史”为官称尤其是史官之称的基础上，人们又如何不断赋予它以史书（史籍）、史事、史学等含义的发展过程。白寿彝先生指出：“从用以称史官的‘史’，到用以称历史记载的‘史’，不知要经过多少年代。”[4]这是从史学发展上明确提出了“史”的含义之演变的问题。本文将着重考察用以称作史书（史籍）的“史”和用以称作史事（客观历史运动）的“史”的由来。秦以前，“史”一般还是指史官。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史不绝书”，即指史官没有中断过记载之意。《论语》中有孔子所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以及后来孟子说的“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所谓“史之阙文”、“其文则史”中的“史”也当是指史官。[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