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的含义的演变即从史官到史书、史事，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同中国古代史学的进步和人们对史学认识的不断提高相联系的。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讲到“史学”这个概念的出现、使用及其意义。中国史学产生于先秦时期，至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人们关于“史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却要晚得多，大致说来，它始于东晋十六国，其内涵则显现于唐、宋而丰富于明、清，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史学”这一概念的较早提出，很可能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称王之年。史载：东晋太兴二年（319），石勒称赵王，“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23]。祭酒，本义指老者、长者，后转意为功高者，其后更进而转意为学官中的领头人物，如“汉置博士，至东京，凡十四人，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谓之博士祭酒。……晋武帝咸宁四年，初立国子学，置国子祭酒一人”[24]。律学，即法律之学。晋制，设有律博士[25]；十六国时期之后秦，姚兴亦曾“立律学于长安”[26]。由此可见，石勒置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在政治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而“史学”立为官学之一，这在史学发展上也有重要意义。其后，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27]。至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初置总明观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28]。从经、律、史到儒、玄、史、文，再到玄、儒、文、史，150年间，史学始终作为官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当时人们没有对“史学”的内涵做出明确的解说，但它对推动史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同后来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勃兴，唐初官修史书的繁盛，史学成为科举考试中的独立科目，都有密切的关系。中晚唐之际，殷侑鉴于本朝科举取士曾有“史科”名目，而“近日已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29]于是他建议恢复史科考试，并在国子监提倡生徒攻读“三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殷侑所说的“史学”，从表面上看是从科举考试方面提出来的，但他所说的有关史学的内容则是“历代史书，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代（世）教”，却又不仅仅是从科举考试出发的，而是着眼于史书本身的社会意义。史称，殷侑任谏议大夫，“论朝廷治乱得失，前后凡八十四通”[30]，这同他关注史学是有关系的。顾炎武引用南宋倪思的话，说是“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31]。倪思所言“史学”，不仅内容丰富而又有卓见，认为不论是统一时期的历史，还是分裂时期的历史，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元初胡三省称“先君笃史学”，重视史注博洽、书法义例；故胡三省“史学不敢废”[32]，承先人教诲，作《资治通鉴注》。这里说的“史学”主要是指编纂学、文献学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此后，使用“史学”这个概念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新意。元末明初陶宗仪撰《辍耕录》一书，其友人称其书说：“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其采摭之博，侈于白帖；研核之精，拟于洪笔；论议抑扬，有伤今慨古之思；铺张盛美，为忠臣孝子之劝；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据，可览而悉。盖唐宋以来，专门史学之所未让；虽周室之藏，郯子之对，有不待环辙而后知，又岂抵掌谈笑以求贤于优孟者哉！”[33]他说的“专门史学”的含义，既包含了广泛的社会历史，又包含了专精的治学之道，是对于“史学”的极恢宏的理解。到了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对“史学”的认识又有更大的发展。阮元认为：“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唯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34]阮元所说的“史学”，一是从不同的学问领域来看待，已带有学科分类思想的含义；二是就钱大昕的史学来看，认为他“于正史、杂史，无不寻讨，订千年未正之讹”。所谓“讹”既有史事之讹，也有编纂之讹，可见其研究领域异常辽阔。钱大昕同章学诚，是中国古代赋予“史学”以最丰富的内容和最深刻的含义的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