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班固在历史观上两个突出的特点。这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与此相联系的是同他的家学传袭有关。
班固所处的时代，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跟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在总的趋势上是相同的，即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还处在巩固和发展的时期，封建社会还处在上升时期。但若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看，班固又与司马迁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班固接近于王莽代汉、新莽末年农民起义和社会变动以及东汉皇朝的建立这些重大历史转折，汉皇朝的长治久安的神话近乎破灭。只是因为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使刘氏宗室刘秀在这个社会变动中重建了汉皇朝，这种神话便又得到了存在的根据。这对当时的思想界自有很大的影响。第二，班固撰《汉书》期间，即汉章帝建初四年（79），章帝诏命“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章帝“亲称制临决”，并令当时担任玄武司马之职的班固“撰集其事”，为《白虎议奏》（亦称《白虎通德论》，后人称《白虎通》）。[107]这是继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上亲称制临决”[108]之后，又一次“欲使诸儒共正经义”、统一思想的活动，而且由皇帝本人出面裁决，使讨论的结果具有钦定的即最高权威的性质。《白虎议奏》标志着东汉经学与神学的结合，而从西汉末年以来流行的谶讳迷信思想亦得到皇家正式承认而法典化。班固作为撰集者，足见其在此事中所处地位的重要。班固受家学传袭的影响，主要是其父班彪所撰的《王命论》，他在《汉书·叙传》中收录了此文，证明他对此文是非常重视的。班固后来作的《典引篇》，可以看作是《王命论》的续篇。
班固的正宗思想跟他的皇朝意识有密切的联系，其主要表现，一是对“天命”的着力渲染，一是对历史联系采取回避态度，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班彪20岁那年，恰值王莽之败，东汉光武帝刘秀即位于冀州。他针对隗嚣“纵横之事复起于今”的说法，著《王命论》申言：“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这是说刘邦和刘秀都是因得“天命”而致帝位的。这个思想成了班固反复阐说的主旨。认为汉高祖“纂尧之绪，实天生德”，“应天顺民”，“龚行天罚”[111]，其定都长安，是“天人合应，以发皇明”；认为“王莽作逆”之时，“下民号而上愬，上帝怀而降鉴，致命于圣皇”[112]。“圣皇”即光武帝，也是“受命于天”的。班固《典引篇》进而论道：“天乃归功元首，以授汉刘”；“高（祖）、光（武）二圣”，“以膺当天之正统”；“匪尧不兴”，“匪汉不弘”。这都是在“论证”天命、唐尧、汉刘的相承关系。与此相联系的是，班固在《汉书》的《天文志》、《五行志》等篇中，还有许多关于“天人感应”的论说。要之，班固的正宗思想，是着力说明汉皇朝得“天之正统”，进而说明皇权和神权的一致性。这是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历史化了，不独为当时统治者所需要，而且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并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魏晋以降，“《汉书》学”成为史学中的显学，这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