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不仅在内容上“包举一代”，而且在体例上也有新的创造，从而扩大了记事的范围，使客观历史有可能得到更多方面、更多层次的反映。班固说他撰《汉书》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就是要使这种反映具有一种恢宏的气象。而《汉书》无疑是达到了这个目标的。后代史家范晔评论《汉书》说：“若［班］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103]班固作史，不以主观好恶而抑扬、进退，内容丰富而不冗杂，记事详尽而且得体，使人读来兴致盎然而无倦怠之感。这是从史家书法、历史内容、史书体例和文字表述上对《汉书》的高度评价。班固说的“上下洽通”和范晔说的“详而有体”，概括了《汉书》在历史撰述上的特色和成就。
“上下洽通”，这是在内容上和思想上的要求；“详而有体”，这是在材料处理和表现形式方面的要求。这两者是互相依存、相得益彰的：“上下洽通”只有通过“详而有体”才能表现出来，“详而有体”如果离开了“上下洽通”也就成了空话。《汉书》二者兼得，故成为一代杰作。
上文引刘知幾评论《汉书》，说它“究西都（西都，指长安，这里是代指西汉——引者）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又说它“言皆精练，事甚该密”。这是极概括的说法。具体说来，《汉书》在“上下洽通、详而有体”方面的成就，一是反映在全书内容的贯通和博洽及其外部表现形式上，一是反映在全书各部分内容之相互关系的逻辑思想上。
《汉书》在内容上的贯通和博洽以及与之相应的体例，在纪、表、志、传中均有反映，而以表、志最为突出。作为皇朝史，《汉书》纪、传在反映历史联系上，也存在承上启下的问题。《高帝纪·赞》反复引证前人的话，用以证明“汉承尧运，德祚已盛”即所谓“得天统矣”，这显然是为了说明承其上之所由来。而《平帝纪·赞》所说“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至乎变异见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这是一方面指出“政自莽出”，一方面指出王莽无法文饰“变异”与“民怨”，下启汉代中兴之所由来。不过，“政自莽出”局面的形成，尤其是十几年王莽新朝政权的存在，却是帝纪中无法表述的。班固是借助于传来弥补的。《汉书》除《叙传》以外的最后三篇传，反映出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深思熟虑。它们是《外戚传》、《元后传》和《王莽传》，这是有内在联系的三篇传记。王莽以外戚身份终于“篡汉”，这在汉皇朝历史上自然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所以班固写了一篇很长的《外戚传》，“序自汉兴，终于孝平”，指出：“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但只有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保位全家”；另有三人因“夭折不辜”，故其家“依托旧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而“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放流”。班固最后说：“鉴兹行事，变亦备矣。”做这种考察，讲这样的话，都是寓有深意的。《元后传》是班彪所撰，班固置于《外戚传》与《王莽传》之间，是因元帝皇后王氏系王莽之姑，她经历元、成、哀、平四世“为天下母”，六十余年中，王家势力膨胀，“五将十侯，卒成新都”；她虽以“汉家老寡妇”自居，不愿以国玺授王莽，但又无力挽回现状。班氏父子把她看作是这个重大转变中的悲剧人物。《王莽传》是全书中篇帙最大的传记，但它实则是纪的体例，开始用汉纪年，而后用新莽纪年，以此表述两汉之际的一段历史；其后论指出：“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圣王之驱除云尔！”这就交代了“光武中兴”之所由来。班固在如何表述西汉历史之承上启下问题上，可谓用心良苦。这在班固看来，当是“上下洽通”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