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30卷，这是一部编年体西汉皇朝史，也是我国史学上最早的编年体皇朝史。它流传至今，有广泛的影响。
《汉纪》著者荀悦（148—209），字仲豫，东汉末年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献帝时官至侍中。《后汉书·荀淑传》载：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辞约事详，论辨多美”。《汉纪》记事起于刘邦之兴，讫于王莽之败，而以班彪著《王命论》、班固撰《汉书》事为殿，以明本书主旨及其之所由来。荀悦在《汉纪》卷一开宗明义说明撰述此书的原则和方法是：“谨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119]他又在书末指出：“于是乃作考旧，通连体要，以述《汉纪》。”[120]这里着重交代了两点：一是改纪传体为编年体（“列其年月，比其时事”），一是综合凝练（“撮要举凡，存其大体”）。其总的要求是“通而叙之”、“通连体要”，“以副本书”。荀悦也提出了自己的历史编纂思想，认为：“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能备矣。”[121]这表明，荀悦《汉纪》一方面是忠实于班固《汉书》的思想，如取材的严谨，全文引用《汉书》帝纪赞语，尤其是在书末全部照录了班彪的《王命论》，等等。另一方面，荀悦也在编撰中阐发了自己的历史见解，这突出地反映在他为《汉纪》撰写的三十多首史论（即“荀悦曰”）中。荀悦说的“达道义”，是以儒家“三纲”为核心的，认为“仁义之大体在于三纲六纪”，“施之当时则为道德，垂之后世则为典经”[122]。他说的“彰法式”，是要维护汉皇朝的成规，中心是维护皇权。如认为汉废分封之制“以为县治民”，本是为“强干弱枝，一统于上，使权柄不分于下也”，可是现今“州牧号为万里，总郡国，威尊势重”，这是“近于战国之迹，而无治民之实”[123]。他说的“通古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着意考察西汉皇朝政治统治的得失。他在《元帝纪下》中论述了“自汉兴以来至于兹，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观也”的见解，历数高祖、文帝、武帝、宣帝、元帝几朝朝政的利弊，进而阐发了教化和刑法的关系是“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然后用于正矣”。他还提出了“六主”、“六臣”的看法，“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衰主、危主、亡主，“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认为“六主之有轻重，六臣之有简易，其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可不尽而深览乎！”[124]这显然是暗示君臣们各自“对号入座”，在汉献帝被挟至许昌的当时，发如此议论是要有相当的胆识的。荀悦结合秦汉之际历史，分析“立策决胜之术”有三条：形、势、情。认为：“形者，言其大体得生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也，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125]这是把客观形势同人的心理、志向结合起来考察“立策决胜之术”，是看到了主客观因素对历史活动的影响。荀悦强调用人的重要，他甚至公然批评为史家歌颂的汉文帝在这方面的失误，认为：“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僚之贤。而贾谊见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用，冯唐白首屈于郎署，岂不惜哉！夫以绛侯（周勃）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岂不痛乎！”[126]，等等。从荀悦的这些史论来看，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表明作者对于政治统治和历史经验之密切关系的十分重视；第二，表明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荀悦的史论不同于班固史论的空泛说教，而上承司马迁史论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遗风。范晔称颂《汉纪》“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应是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