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是秦汉时期史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巍巍双峰。其流泽所布，历尽中国封建社会史学而未竭；其精华所在，直到今天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它们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史学名著。
除《史》、《汉》以外，秦汉时期的史学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成就。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吕氏春秋》和《淮南鸿烈》（《淮南子》）。[130]《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于“杂家”，认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这说明它们讨论的内容，表面看来驳杂，但其主旨却很明确，即“国体”和“王治”。它们都是大一统历史局面形成、发展中的精神产品。关于这两部书的性质，刘知幾早有评论，认为它们“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131]。在他看来，它们也是“史氏流别”之一。刘知幾的看法是对的，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则尤其如此。因为这两部书汇集了从而也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古代历史文化知识：神话传说、旧史佚文、前人遗语，以及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珍贵资料。在这里，历史知识不是以系统表述的形式出现，而是作为社会运用的形式出现或历史思想的形式出现。这是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先秦、秦汉的史学在这方面都各有成就。史家称说吕不韦主持著《吕氏春秋》“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132]；而刘安向汉武帝“献所作《内篇》[133]新出，上爱秘之”[134]，“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135]等，皆不无道理。
——《楚汉春秋》9篇，西汉初陆贾撰。班彪《太史公书》“后篇”略论说：“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这是当时记述楚、汉间史事唯一的一部著作，是那时的当代史。司马迁《史记》述楚、汉间事“专据此书”，唯个别史事略有不同。[136]故原书虽佚，尚可从《史记》中见其梗概。陆贾思想，已如前述。其所著《新语》12篇也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史论和政论，在推动汉初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制定基本国策方面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