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谱牒和各种名目的别传的大量涌现出来，是魏晋南北朝史学之多途发展的另外几个重要方面。它们同上一节所论列的几个方面，都是这个时期社会历史的特点在史学上的突出反映。地方史的发展，一方面是政治上不统一和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门阀地主注重郡望的表现。民族史的发展，固然同地方史的发展相关联，但更重要的则是民族关系的重新组合和大规模融合所促成的。关于域外情况和中外交通记述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兴盛所推动的。家史、谱牒和别传的发展，都是门阀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表现形式。
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说：“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113]这里，刘知幾道出了家史的性质，它主要出自“高门华胄”，它的作用是“思显父母”、“贻厥后来”。但他举出的扬、殷、孙、陆四例，是把家史同谱牒合而论之的。《隋书·经籍志》以家史入“杂传”类（因家史多以“家传”为名），而以“谱系”自为一类。今从《隋志》，分而论之。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自《李氏家传》以下，至《何氏家传》止，共著录家史29种，多为两晋南北朝人所撰，如《王朗王肃家传》、《太原王氏家传》、江祚《江氏家传》、裴松之《裴氏家传》、曹毗《曹氏家传》、范汪《范氏家传》、纪友《纪氏家纪》、明粲《明氏世录》、王褒《王氏江左世家传》，等等。南朝梁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用家传8种，其中《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李氏家传》、《谢车骑家传》、《顾恺之家传》等5种《隋书》未著录。[114]这34种家史，基本上都已不存，其中少数几种在《世说新语注》中也只存片言只语。但是如前文所说，《宋书》和《魏书》的列传，往往以子孙附于父祖而传，一传多至三四十人以至五六十人，从中不难窥见这种家传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