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意识的增强和史馆的设立
隋朝与唐朝，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了，这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上都有明显的表现。隋文帝在撰史方面首先过问的一件事情，就是“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平绘为《中兴书》，事不伦序”，命魏澹“别成魏史”。而魏澹所撰《魏书》“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隋文帝“览而善之”[1]。这是通过改撰魏史，为西魏、北周争得合理地位，而最终是为隋朝争得合理地位。隋文帝在撰史方面过问的另一件事情，是在开皇十三年（593）下了一道诏书：“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2]这表明皇家垄断“撰集国史、臧否人物”的决心，魏晋南北朝以来私人修史的势头受到了扼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重建和强化在修史工作上最直接的反映。
“《汉书》学”的兴盛，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隋朝统治者历史意识的强化。梁、陈以来，《汉书》地位日显，而“《史记》传者甚微”。隋统一后，发扬了南朝这个传统，“《汉书》学”走向**，成了“国学”。同时，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3]。杨汪受业于刘臻，刘臻反而说“吾弗如也”。杨汪后为国子祭酒，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锋起，皆不能屈”[4]，为一时之盛举。但隋朝“《汉书》学”的泰斗，还要推萧该、包恺二人。史称：大业年间，“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他们关于《汉书》的著作，“为当时所贵”，“甚为贵游所礼”[5]。像这样的盛况，在经学史、佛学史上并不鲜见，在史学史上却是空前的。《汉书》因具有皇朝史典范的性质而有此殊荣，而“《汉书》学”出现如此盛况，自是统治集团提倡的结果。正统观念、垄断修史、推崇《汉书》，这种历史意识的强化，都反映了政治统治上的要求。在这方面，唐初统治者比隋朝统治者要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