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十年撰成的“五代史”包括：
——《梁书》56卷：帝纪6卷，列传50卷。姚思廉（557—637）撰。
——《陈书》36卷：帝纪6卷，列传30卷。姚思廉撰。
——《齐书》50卷：帝纪8卷，列传42卷。李百药（565—648）撰。后人为区别于萧子显《齐书》，称之为《北齐书》。
——《周书》50卷：帝纪8卷，列传42卷。令狐德棻（583—666）、岑文本（594—644）、崔仁师撰，其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
——《隋书》55卷：帝纪5卷，列传50卷。魏徵（580—643）、颜师古（581—645）、孔颖达（574—648）等撰，其史论皆魏徵所作。魏徵还撰写了梁、陈、齐三史帝纪总论。
五代史各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前人成果，姚思廉、李百药都有家学传承，《周书》、《隋书》具有更明确的官史性质。在诸史作者中，大致说来，魏徵长于史论，姚、李长于史文，令狐德棻长于史例。五代史在南北关系的处理上，大致采取了同等看待的态度，这跟《宋书》、《南齐书》称北朝为“索虏”，《魏书》称南朝为“岛夷”，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反映了在政治统一的条件下政治家和史学家对南北朝历史的新认识。五代史虽各自独立，但对所记历史内容也有一个全局的安排。梁朝、陈朝与少数民族及外域的联系，《梁书》专立《诸夷传》叙述，《陈书》则散见于纪、传之中；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北齐书》同《陈书》相似，《周书》跟《梁书》相同。《梁书》所记“海南诸国”，《周书》所记突厥、稽胡，都是极重要的历史内容。梁、陈、齐三史都有魏徵撰写的总论，反映出对前代史评价上的总的考虑。
五代史在编次上讲究以类相从的方法，除各类传外，其他列传也有不少是略按“义类”、“类会”编次的。因各朝年代短促，年代与“类会”之间的关系便于安排，容易做到眉目清晰。不过，五代史在表述上却出现了明显的程式化的趋向。它们的帝纪，于朝代更替之际，详载新朝“受命”的各种诏策、玺书，讳恶溢美。它们的列传，必首列传主姓名、郡望，祖、父官职，继而依次叙述幼年生活，性格、相貌、风度，历任官阶，行事、文章，有的最后还写出饰终诏书、封赠、谥号、子孙官职、著述名称。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那种气势恢宏的帝纪，生动激越的列传，已难得见到。在门阀意识支配下，纪传体史书逐渐失去原来的活力。从局部来看，五代史中也有少数写得精彩的片断。《梁书》的《韦叡传》写合肥之役和邵阳之役，《康绚传》写堰淮之役，《昌义之传》写钟离之守，《周书》的《韦孝宽传》记玉壁之守，《王罴传》记荆州之守、华州之镇，都写得有声有色，是五代史中少见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