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的任务，是在人们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中逐步明确起来的。在中国史学史上，关于这方面的认识，有漫长而丰富的积累，如：
——班彪的“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这是考察以往的史书。
——刘勰的《史传》追寻自“轩辕之世”而“至于晋代”的史学踪迹，并论其作用，评其得失。
——《隋书·经籍志》对史书的详细分类、考察源流，开阔了人们对史学的视野。
——刘知幾详论“古今正史”与“杂述”，以及历代“史官建置”，这是考察了历史撰述的发展和史官制度的发展。
——高似孙的《史略》在对史书分类的基础上，“各汇其书而品其指意”，是一本有批评意识的史学简史。
——章学诚的考察史学，强调“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突出了对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的重视。
——赵翼在考订史书的同时，十分关注“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的思考与辨析，高度重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等。
可见，古代史家所提出、所关注、所阐述的这些问题，已经把史学史的任务的蓝图描绘出来了。
当然，就中国史学来说，从自觉意识上提出史学史的任务，却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应把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作为主要的研究任务。此后，中国史家不断有所探讨、发展。30年代，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63]。金著《中国史学史》，基本上是按梁启超所提出的几个方面撰写的。同时，金毓黻认为，史料的葺录、保存、考订、编次，以至传世行远，也是史学史所应包含的内容，故于书中“附为叙及”。金著的贡献，是把史学史的任务更加具体化了，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突出的草创之功。50年代，刘节讲授中国史学史，认为史学史的任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