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一致性，是中国史学的又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史家之角色意识的产生有古老的渊源和长期发展的历史。
中国最早的史家是史官。至晚在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中国古代史官的角色意识已经突出地显露出来。晋国史官董狐因为记载了“赵盾弑其君”[19]一事而同执政赵盾发生争论，并在争论中占了上风。齐国太史因为记载“崔杼弑其君”一事而被手握大权的大夫崔杼所杀，太史之弟因照样记载又被崔杼杀死，而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仍照样续书，崔杼这才作罢。当时，有位南史氏听说太史尽死，便执简以往，欲为书之，中途又听说已经如实记载，便返回去了。[20]这里，董狐、齐太史兄弟数人、南史氏等，都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角色意识，这一角色意识的核心是对史官职守的虔诚和忠贞。因此，他们不畏权势，即使献出生命以殉其职也在所不惜，这是当时史家之角色意识的极崇高的表现。当然，在我们认识这种现象的时候，不应局限于从史家个人的品质修养和精神境界来说明全部问题。从社会的视角来看，史家的这种角色意识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所遵循的“礼”的要求。西周以来，天子之礼有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21]，即“君举必书”[22]之礼。在王权不断衰微，诸侯、大夫势力相继崛起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礼也在诸侯、大夫中间推行起来。董狐、齐太史、南史氏都是诸侯国的史官，国君被杀，按“礼”的要求是必须及时记载的。不仅如此，就是作为大夫的赵盾，也有自己的史臣。史载，周舍对赵盾说：“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成也，岁有效也。”[23]所谓“谔谔之臣”，是同“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直接联系的。由此可见，“君举必书”之礼，一方面反映了史家忠实于自身的职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对各级贵族的约束。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全面地表现了史家的角色意识。春秋末年，孔子称赞董狐是“古之良史”，因为他“书法不隐”；称赞赵盾是“古之良大夫”，因为他“为法受恶”[24]。此处所谓“法”，是指礼法，即当时“礼”制的规范。这也可以看作是从史家的主体方面和史家所处的环境方面，说明了史家之角色意识的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