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还有一个优良传统，即史家坚守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
史家的角色意识导致了史学的求真精神，史家的责任意识导致了史学的经世目的。我们在考察了角色与责任的一致和求真与经世的一致之后，现在要进一步考察的是：角色与责任的一致，求真与经世的一致，从整体上看，它们之间是否有一种深层的联系呢？
这种联系是存在的，正因为这种联系的存在，才使角色意识导致求真精神、责任意识导致经世目的成为可以理喻的客观存在。这种联系就是中国史学上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
（一）关于信史原则
中国史学上的信史原则的形成，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孔子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也。”[44]意思是，他还能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孔子还认为，杞国和宋国都不足以用来为夏代的礼和殷代的礼作证明，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文献和贤者[45]。这表明了孔子对待历史的谨慎态度。后人评论《春秋》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46]这个认识不拘于某个具体事件，从根本上看，它是符合孔子的思想的。司马迁在论到夏、商、周三代纪年时说：“疑则传疑，盖其慎也。”[47]可以认为，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乃是信史思想的萌芽。南朝刘勰概括前人的认识，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提出：“文疑则阙，贵信史也。”他批评“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顾“实理”的“爱奇”表现，不符合信史原则。这是较早的关于“信史”的简要论说。对“信史”作进一步阐述的，是宋人吴缜，他这样写道：“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48]吴缜说的“信史”，包括了事实、详略、褒贬等一些明确的标准，其中所谓“不谬”、“无疑”、“莫敢轻议”虽难以完全做到，但他在理论上对“信史”提出明确的规范，是有重要意义的，它反映了中国史学上之信史原则逐步形成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