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经历了多途发展的历程。隋唐五代时期，史学在发展中出现了几个新的重要转折。第一个转折，是皇家正式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完善了史官制度，开展大规模的官修史书活动，并完成了第二个转折，即史学家自觉意识的增强，史学批评趋于成熟，史学发展进入了更富于理性特色的阶段。第三个转折，是明确地提出了史学的经世致用目的，深化了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第四个转折，是通史著作的复兴和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第五个转折，是历史笔记的勃兴。这几个新的重要转折，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社会面貌和史学特点，并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正式设立史馆和规范官修史书活动
隋朝作为统一的皇朝，对推动史学发展没有太多的作为，但有两件事情是应当提到的。第一件事，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81]这是表明皇家要垄断修史，魏晋以来私人修史之风的势头显然受到抑制。第二件事，是“《汉书》学”的兴盛。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汉圣”。杨汪学于刘臻，后为国子祭酒，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锋起，皆不能屈”，为一时之盛况。萧该、包恺更是《汉书》学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82]。这两件事，反映出隋皇朝统治者的历史意识的强化。
唐皇朝历史意识的强化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唐高祖以宏大的气魄，下诏修撰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为唐代史学发展奠定了格局。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史馆于禁中，复诏诸大臣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纪传同时修成，唐太宗表示，秦始皇“焚书坑儒”、隋炀帝“尤疾学者”，皆不足取，而他本人“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83]。五代史纪传是：《梁书》56卷，纪6卷，传50卷，姚思廉（557—637年）撰。《陈书》36卷，纪6卷，传30卷，姚思廉撰。《北齐书》50卷，纪8卷，传42卷，李百药（565—648年）撰。《周书》50卷，纪8卷，传42卷，令狐德棻（583—666年）、岑文本（595—645年）、崔仁师撰。《隋书》55卷，纪5卷，传50卷，魏徵（580—643年）、颜师古（581—645年）、孔颖达（574—648年）等撰，其史论及梁、陈、齐三史总论皆出于魏徵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