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官制度
一、先秦时期的史官
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这是中国素以史学发达著称于世的原因之一。据《周官》、《礼记》等书所记，三代所置史官名称甚多，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别。史官职责亦各有异：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曲礼上》还说：“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说明史官对所记之事是有选择和有区别的。在最早的古代历史文献之一《尚书》中，有多处提到“册”与“典”。如《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和典，当是两种官文书，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有不同形式的体制，其详情尚有待研究，它们同史官职掌是有关系的。《尚书》中还多处记载了“史”或“太史”的活动，如《金縢》称：“史乃册祝。”《顾命》称：“太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立政》称：“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史官在这里要参与册祝、秉书、决狱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有一种神职的性质。史官的这种性质，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从确切的文献记载来看，周代的史伯是一位很有历史见识的史官。《国语·郑语》记他同郑桓公论“王室将卑，戎狄必昌”、诸侯迭兴的谈话，是先秦时期很有分量的政论和史论。周代还有一位史官叫史佚，也受到后人的推崇。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史官，这是同西周末年以后各国国史的撰写相关联的。《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国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说明史官又有保管历史文献的职责。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官，晋国有董狐、史墨，齐国有齐太史、南史氏，楚国有左史倚相。董狐以不畏执政而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孔子盛赞其“书法不隐”的精神；齐太史和南史氏也是如同董狐一样的史官。左史倚相因“能道训典，以叙百物”，又“以朝夕献善败”于楚君，使楚君“无忘先王之业”，而被誉为楚国一“宝”[1]；他是一位知识渊博、通晓治乱兴衰之理的史官。处在春秋末年的史墨是一位对历史变化有深刻认识的史官，他说过这样的名言：“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2]这些史官的思想和业绩，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不小的影响。又如“君举必书”[3]这样的优良传统，也是在春秋时期逐步形成的。随着各诸侯国政权的下移，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一些大夫和具有特殊身份的贵族，也有史臣的建置。如周舍是晋大夫赵简子的家臣，他的职责是“墨笔操牍，从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4]。晋大夫智伯有家臣名士茁，也是“以秉笔事君”[5]。秦、赵史官，又有御史之名。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秦王、赵王会于渑池。秦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6]秦国还有太史令之职，史载，秦太史令胡母敬以秦篆撰《博学》七章[7]。先秦史官，名称繁多，职掌亦甚广泛，由汉至唐，又有许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