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至武帝时置太史令，以司马谈任其职。谈卒，其子司马迁继其任。司马氏父子，是为西汉著名史官。迁卒，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职掌范围。这是古代史官职责的一大变化。汉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宫中置女史之职，以记皇帝起居，故有《禁中起居注》，东汉因之。后世以“起居”作为史官的一种职掌和名称，与此有很大关系。东汉时，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三国魏明帝置史官，称著作郎，隶属中书；晋时，改称大著作，专掌史任，并增设佐著作郎8人，隶属秘书。南朝宋、齐以下，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齐、梁、陈，又置修史学士（亦称撰史学士）之职。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职，或有专称，或杂取他官；其体制、名称，多源于魏、晋而有所损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形成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尤为兴盛，故史官当中，名家辈出，被誉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8]。其间，关于起居之职，魏、晋以著作兼掌。北齐、北周，著作、起居二职逐步分开。隋炀帝时，以著作如外史，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内史。
唐代，因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规范化。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著名政治家房玄龄、魏徵、朱敬则，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吴兢，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著名诗人杜牧等，都先后参与过史馆工作，并担任了各种修史职务。自史馆设立而以宰相监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罢史职，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变化。唐初，于门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