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不仅仅是认识古今联系、古今变化，他还要试图探究变化的原因。他的这个思想，在《史记·平准书》的后论中有所阐述。在这一长篇的后论中，司马迁概括了“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的历史，以及后来人们注意到“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的措施。但积累财富终究是遏止不住的，这不仅同春秋时期有的诸侯“成霸名”、“为强君”有关，而且同战国时期“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有关。到了汉代，钱币轻重无常，对人民很不利，“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农工商交易之路通”本是社会发展中的好事情，但由于统治者对资财的追逐和积聚，造成贫富分化，社会生活失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司马迁从两个方面作了回答：第一，是“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这是对事物的一种朴素的辩证认识，其基调是事物的两极转化。第二，是“事势之流，相激使然”：这是讲事物和时势在演进过程中相互影响而造成的。从《平准书》的全篇后论来看，司马迁所说的“事势”是很丰富的：经济政策的变化，生产力的开发，政治、军事斗争的激烈，“贵诈力而贱仁义”，贫富分化，诸侯兼并，崇尚金钱，币制紊乱，加上日渐繁重的兵事和营建，于是人民越来越贫困。而君主和朝廷虽“竭天下之资财”以为用，“犹自以为不足”，从而改变了当初“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那种古朴的社会秩序。
在司马迁的时代，能够从社会生活的诸多因素来揭示古今历史变化的原因，是很了不起的历史见解。所谓“事势之流，相激使然”：一个“流”字，揭示了事物、时势的纵向演进；一个“激”字，揭示了事物、时势的横向影响。而社会历史正是在“事势”的纵向演进和横向影响的交互运动中向前发展的。纵向演进方面，司马迁从古代讲到当朝；横向影响，他讲到了本与末的关系，礼义与利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强国与弱国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君与民的关系，等等。总之，社会历史的诸多方面在时间、空间中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导致了社会历史的变化，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司马迁当然还不可能认识到推动社会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但是已经明确地认识到财富、财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重要，同时也认识到财富、财力也可能使一些人以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走向反面。他的这些认识，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极高明的认识。从历史观念的发展来看，这些认识正是要从社会内部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冲突来寻求社会历史变化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