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变、通、久的思想,是从神农、黄帝、尧、舜的传说中总结出来的,所谓“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充分展示了这一历史观念的社会内容。如果说“通古今之变”是史家对这一历史观念的继承和发展的话,那么,政治家们对这一历史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则具有明显的现实性。
战国时期,当商鞅(公孙鞅)建议秦孝公实行变法时,秦孝公表示赞成,大臣甘龙、杜挚反对,于是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这不仅是政治主张上的争论,也是历史观念上的争论: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故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97]
在秦孝公面前的这场辩论,双方都讲出了对古今关系的认识,从而也表明了各自的历史观念。反对变法的甘龙、杜挚坚持“不易民而教”、“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在他们看来,古今是没有变化的,一切都按旧章去做。力主变法的商鞅则明确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这是他从夏、殷、文、武直至“五霸”的历史中得到的认识,即古今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他认为“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这一场辩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从历史观念来看,它表明自春秋时期以来人们关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变化的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以致成为人们观察现实、变革社会的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而它在社会方面的意义,是推动了各国尤其是秦国的变法及其统一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