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对于历史评论的重视和评论，自汉代以后，反映得越来越突出。司马迁是重视历史评论的，他的《史记》的史论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史学价值。不过，由于历史见解的迥异，他的历史评论也遭到后人的激烈的批评。班彪批评司马迁“论议浅而不笃”，他说：“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67]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所说大致与此相同。这表明，班氏父子在评论《史记》时，是很重视司马迁的史论的。这也显示出了马、班的异趣。
《后汉书》著者范晔对于史论的格外重视，反映出史家历史评论之自觉意识的进一步增强。这从他《狱中与诸甥侄书》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写道：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68]
从史学批评的理论来看，这段话是很重要的。一是范晔首次提出了“评论”这个范畴。联系上下文来看，他说的“评论”指的就是历史评论。二是范晔认真研究和比较了前人的史论，认为班固虽然“最有高名”，实则“于理近无所得”，而对于贾谊《过秦论》则甚为仰慕。三是他对于自己所撰的史论有充分的自信，尤其是杂传论和类传论，甚至不比《过秦论》减色，更无愧于《汉书》的后赞。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史论提出了“精意深旨”、“笔势纵放”两条标准，前者指史家的思想，后者指史家的文采。二者结合，才能称得上是杰出的史论。四是他认为史家“因事就卷内发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可以起到“正一代得失”即对历史作出恰当评价的作用。这一认识，反映出史家崇高的历史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