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历史撰述一定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史家的精辟的历史评论，也自然会成为人们传诵、研究的对象。
史论艺术的价值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一个突出的标志是，它曾被作为一种文体看待，其杰出者则被作为范文广为流传。南朝梁人昭明太子萧统所辑的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文选》（亦称《昭明文选》），其中专立“史论”一目。卷四十九《史论上》，收入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干宝“晋武帝革命”论、《晋纪·总论》、范晔《后汉书·皇后纪》论共四首史论；卷五十《史论下》收入范晔《后汉书》二十八将论、《宦者列传》论、《逸民列传》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恩幸传》论共五首史论。两卷计收入史论九首，而范晔《后汉书》占了四首，这也可证明他对自己所作历论的评价并非吹嘘之词。
《文选》为什么要收入史论文字？萧统在《文选·序》中讲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
这里指出了史论与一般文学作品、各类文章的不同，而辑者之所以要收入这类文字，是着眼于“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尤其考虑到大凡杰出的史论，都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萧统看重史家对于“事”即史事的沉思，对于“义”即史识的表达，看重这二者的结合，这是他的卓见。《文选·序》末了说：“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史分途的情况下，史论能够作为一种文体而受到重视，这充分反映了史家在史论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之高。萧统说的“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同范晔提出的“精意深旨”、“笔势纵放”，虽语出文、史两途，而其义实则一致，这不是偶然的。《文选》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它对于史论的重视，在推动人们关注和探讨史论的发展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