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实、褒贬、文采
在中国史学上，自从有了史学批评，也就有了史学批评的标准。但是，史学批评标准这些确定的依据的形成，这些确定的依据之逐步上升为理论的形式而具有普遍的品格，则是经过了长期发展才达到的。
人们对史书的要求，反映在对一些普遍性原则的提出。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和刘知幾的《史通》有比较全面的论述。宋代史学批评家吴缜提出了明确的史学批评的标准，更加集中地反映了人们对史书的要求。他认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16]
吴缜认为，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对于史家所写的史书来说，不仅有逻辑上的联系，而且也有主次的顺序。因此，事实、褒贬、文采作为史学批评的标准，并不是平列的。通观吴缜的论述，可以归结出如下认识：人们对于史书提出的要求，首先看它是否“事得其实”，其次看它褒贬当否、史文优劣。吴缜的论点是针对具体史书提出来的，但他把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提高到普遍性原则上来看待，因而具有了理论上的广泛意义。
从孟子说的事、文、义，到班彪、班固说的文直、事核，从刘勰说的“辞宗丘明，直归南董”，到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再到吴缜阐述的事实、褒贬、文采，反映出中国史学批评之普遍性原则逐步发展的脉络。从下面的阐述中，我们将会看到，批评的实践，远比批评的原则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