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是严肃的事情，没有严肃的态度，自亦难得有严肃的批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精华之一，是许多史学家、史学批评家在撰写历史和评论史学中，都具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史记》、《汉书》孰高孰低的争论，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以及关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聚讼，其中凡见解精当者，大抵都离不开知人论世这个道理。马端临在评论杜佑《通典》和司马光《资治通鉴》时，提出了时有古今、述有体要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史学批评中自觉的知人论世的方法论。
明代史家王圻撰《续文献通考》，以接续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王圻对《文献通考》的发展，最有意义之处是补叙了辽、金典制。而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也反映了他在史学批评上的知人论世的方法论。他在《续文献通考·凡例》第二条中作了这样的说明：
宋真（宗）以后，辽、金事迹十居六七。旧《考》削而不入，岂贵与（按马端临字贵与）乃宋相廷鸾子，故不乐叙其事？抑宋末播迁之际，二国文献不足，故偶阙耶？然舆图之沿革，祥异之昭垂，及政事之美恶之可为戒法者，恶可尽弃弗录。余故摭其大节，补入各目下，事则取之史乘，序则附之宋末。
尽管是处在元、明大一统政治局面之下，王圻如此重视辽、金事迹，仍是难能可贵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对《文献通考》的评价，是有独立见解的。但他对《文献通考》不载辽、金事迹并未采取严厉批评的做法，而是设身处地地分析了其之所以如此的两种原因。这里，究竟他说的哪一种情况更符合马端临的亲身实际，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评论此事时所反映出来的方法论。一则，他注意到了马端临撰写《文献通考》时的历史环境，即“宋末播迁之际”，辽、金典籍搜求困难。二则，他体察到马端临的父亲马廷鸾曾任宋相，这一特殊的身份，可能会影响到马端临在撰述上的取舍。这两点，不论属于何种情况，都是能够被人们所理解的。可见，王圻不仅继承了马端临的事业，也继承了马端临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