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关于国史、野史、家史的评论，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关于它们在史学价值上的是是非非，存在着不少争论。这些看法和争论，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
明代史家王世贞针对本朝的史学，就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阐述了精辟的见解。他说：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32]
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方面及其终于“不可废”的方面，言简意赅，可谓史学批评上的确论。其中包含着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反映了王世贞的卓见。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谀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其有关的概括，尤其具有理论的意义。
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这是经过漫长的道路和反复的认识才达到的。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明代史学。《史通·古今正史》关于唐初以前国史撰述的批评，颇涉及一些“人恣”而“蔽真”的现象。从刘知幾的批评来看，可见王世贞所说的“人恣”这个“恣”字，可谓入木三分。国史一般出于官修，故而有一些人得以对撰史工作采取恣意放纵的做法。概而言之，一是出于史官本人，如许敬宗撰史，“曲希时旨”、“猥饰私憾”，结果是“凡有毁誉，多非实录”。二是出于最高统治者，如刘聪之诛公师彧、石虎之刊削国史、苻坚之焚灭国史，以及拓跋焘诛崔浩、夷三族、杀同作、废史官。其结果，都使历史真相被掩蔽起来。这两种情况，对历史撰述起了“蔽真”的作用。
唐初以后，这种“人恣”而“蔽真”的情况，也还不断有所发生，而在历朝实录撰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可见，在中国史学上，“人恣而善蔽真”的存在，是无可讳言的。问题在于史学批评家们如何估量这一弊病，进而如何估量历代国史撰述。即以明代史学而论，有人针对《明实录》中存在的问题，便认为明代“无史”[33]。还有人说：“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34]这样的批评，无疑是全部否定明代史学的成就，而首先是否定《明实录》的史学价值，显然是片面的。史学批评中的这种片面认识，也反映在一些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对有些“正史”的认识上。像这样的一些批评，在方法论上都是有悖于辩证认识所致。刘知幾著《史通》，被人称为“心细而眼明，舌长而笔辣，虽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况其余”[35]。然而刘知幾之批评历代国史撰述，从总体上看，他在方法论上并未陷于片面性，反映出他的辩证的认识。王世贞对明代史学的批评是很激烈的，但他在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国史即历朝实录在“叙章典、述文献”方面的“不可废”。在这一点上，他跟刘知幾的史学批评在方法论上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