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对历史的观察，因其旨趣和视野不同而会产生种种歧异。会通与断代，是比较突出的一种歧异。对于这种歧异的讨论和批评，一般都要从司马迁、班固说起。由于旨趣不同，视野各异，司马迁着意于“通古今之变”，班固更着重究一代始末。前者放眼于以往全部历史，后者则瞩目于跟本朝有密切关系的最近一段历史。他们各自的选择，都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反映出了他们本人各自的个性。
通史撰述的萌芽起源于战国时期，如《世本》、《竹书纪年》。但真正确立了通史规模的是《史记》，是司马迁的首创。班彪称：“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26]班固也赞叹司马迁《史记》，“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27]。《史记》的通史价值，班氏父子是有所认识的。而《汉书》问世后的四五百年间，其历史命运却比《史记》好得多，不仅“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28]，而且自南朝梁、陈至隋及唐初，《汉书》已成为专门之学，而“《史记》传者甚微”[29]。
会通与断代的歧异及分途，由来已久。刘知幾《史通·六家》分史书为六家：《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刘知幾认为：“《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这是指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以下如南朝梁时有《通史》、北魏有《科录》、唐初有《南史》、《北史》。“《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这是指断于一代、尽其首尾的纪传体史书，《汉书》以下如《东观汉记》、《三国志》等。
《史通·六家》突出地批评了“《史记》家”的缺点，说是“《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此其为体之失者也。”这是批评《史记》记事“零乱”。又说是“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这是批评《史记》多采用前人撰述。又说是“《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这是批评《通史》、《科录》不具特色而缺魅力。刘知幾的结论是，通史一类的著作，“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戒也”。“《史记》家”几乎毫无可取之处了。不过《史通·二体》在分析纪传、编年二体各自的长短时，因纪传体首创于司马迁，固不能不论及《史记》的“长”与“短”。然而，对于《史记》作为通史的长处和价值，刘知幾的评价，似还不如班彪、班固父子来得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