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
卢梭的《忏悔录》，记录了他平生见不得人的事情，有损自己人格的事情。我想，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尽情去写，写写这些年都搞了些什么运动，写了些什么文章，那真要清夜扪心，不能入睡了。
“四人帮”当权那十年，我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做好事情，如下田种地。而随众呼喊，以“最高指示”骂人，似乎既算不得好事，也非坏事。不过也不尽然。我就记得在自己被“解放”那天的全体大会上，一个革命群众循例发言，骂我是“狗胆包天”。这句话竟使我一直牢记，无法忘怀。（其实像这种坏话，自己岂有不讲之可能？）好事呢，也还是做过的。就在我已经被“解放”之后，在干校里没有被调回京的时候，那一段暂充连指导员，搞专案，任务是把前一段军宣队和造反派所定的案重新审查一番。这时，地方军宣队已换了班子，对前案弄不清，更无精力去细细审查这些糊涂账。于是我钻了这个空子，自己做主来搞这些所谓“专案”，取消了几个荒谬透顶的所谓“结论”：例如那些“结论”把一个从不认识吴晗的人，说成与吴晗勾结；把一个前八年公安部就早已查清没问题的人，又说成“特务”；把共产党自己的机构名称套在国民党头上，然后给人定罪……分辨了这么几件有些政治常识的人都能分辨的事，却使我觉得心里极愉快，夜里开始睡得香了。多年对我冷冰冰的下级，如今见我也有了笑容。我回京探亲没有几天就急着要回干校办我这些没有完的案子。杨述奚落我：“忙什么，你这数不上数的干校小官！”我撇撇嘴，说：“算不上官的小官！可是我做这些年工作，还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做得高兴哩！”
所以说，别人的文章只讲自己在干校受的苦，我除了受苦之外，倒也有些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