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时可以看出，马克思深切地关注着东方社会所遭受的特殊的悲惨命运，痛斥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海盗式的掠夺行为，揭露西方资产阶级的野蛮本性和极端虚伪性：“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西方资产阶级使东方社会的“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苦与屈辱”，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生存”状态中。“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2]
对东方社会来说，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啻是一场灾难，而且这场灾难同过去所遭受的所有灾难相比，“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也不知道要深重多少倍”，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东方社会，如同19世纪之前的德国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东方社会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3]
马克思在探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无疑抱持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当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时，其出发点之一，就是想使俄国的未来发展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波折”、“痛苦”和“危机”，避免“对抗”、“冲突”和“灾难”，尽量减少社会发展中的代价，同时“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俄国公社“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