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中国史学史上有断代和会通两种学术旨趣，从您的治学路径看，您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开始阶段主要用功于唐代史学，以后逐步追求史学史的“通”，出版了20世纪独力撰写的部帙最大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中国史学史纲》；另一个比较明显的轨迹是从重点研究史学史到重点对史学理论的探讨。这些变化您是有计划进行的，还是有其他因素？研究中国史学史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具有怎样的意义？
瞿：在研究工作开始阶段，确定一个比较稳定的研究领域，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当时就觉得不能盲目地、没有章法地进行研究，所以选择了唐代史学。
从专注于唐代史学，到追求史学史的“通”，也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简单说来，唐代史学有源也有流，探其源而究其流，这是“通”的自然规律。第二，当初决定研究唐代史学时，也有一个模糊的考虑，就是可以上下延伸，往上可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往下可以研究两宋史学。第三，激发我走向“通”，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当时我们史学所没有一部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精神压力。
走向“通”的道路，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认为，迈向“通”这一步，从学术发展上来讲，是对的。我的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发表的，《唐代史学论稿》是1989年出版的，其间相隔了十一年。1999年，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纲》。从1978年到1999年，这之间经历了21年。前十年集中做断代研究，后十年转向“通”的研究。这就是从“断代”走向“贯通”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是我摸索着走向史学史之“通”的年代。这10年中，我是自觉地、有时也是被“逼”着朝着“通”的方向努力。回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条路径。一是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系列文章。看起来，这个系列文章是按专题或范畴来写的，但不论是专题还是范畴，为了说明问题，也需要上下贯穿，前后联系，无疑是包含着“通”的诉求。二是写《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这是按志书的体例来写中国史学史。在具体处理上，我首先写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这当然是要求上下贯通的；而大部分内容是按较宏观的专题来写，因每一专题内涵丰富，故其中有更大的空间来贯穿古今的“通”。有了这两条路径，第三条路径就显得“顺利”一些，这就是90年代末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纲》。这些年来，不少读过《中国史学史纲》的朋友反映，《中国史学史纲》在“通”的基础上还突出地显示出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