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您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一书。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委托您主持选编了大型丛书《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内收20世纪30多位史学家的50多部著作，您还特别重视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选入其中，表现了与当时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不同旨趣。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您认为值得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如何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史学流派的关系？
瞿：这个问题问得好！无论是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史学理论研究的角度，20世纪中国史学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从史学史之“通”的要求来讲，20世纪中国史学也在“通”的范围之内。其次，虽然从继承史学遗产的角度我们讨论中国古代史学更多一点，但若论中国史学与当前的历史运动有什么样的关系，20世纪中国史学的影响要更加直接一些。不过，这个问题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我可能难以说得周全。
我曾经在一篇千字文里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做了概括。这篇千字文发表在1997年9月18日天津《今晚报》上。《今晚报》当时设立过一个栏目，叫“日知录”，每篇一千字左右。栏目向我约稿，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就写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这篇千字文，我的基本观点是：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从世纪开始时就有“新史学”的提出，如今将要走过一个世纪的历程。百年之中，学派林立，名家辈出，硕果纷陈，或推重方法，或讲求史料，或倡言史观，林林总总，可谓辉煌。今天，人们面对百年史学，不论是回顾，是总结，是批判继承，是重新评价，该从何谈起呢？尽管见仁见智在所难免，而学术史的研究毕竟是严肃的事业，需要人们严肃对待；同时，史学同任何事物一样，其发展也必有基本的和本质的方面，也需要人们认真对待。基于这一认识，我以为，从中国史学发展之总的进程来看，从史学的本质属性来看，历史观的进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认清这一点，是把握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关键。